2011年M1增速由2010的21.2％大幅回落至7.9％，回落幅度高达13.3个百分点。

这些福利损失毫无疑问都将由参保人承担。国外发达资本市场之所以较为成熟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聚集了大量的养老金机构投资者投资。

首先，从股市与养老基金的互动关系来看，养老基金是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。在这个窗口期内，每年都有几千万新参保人员加入进来，覆盖面不断扩大。于是，美国官方便将7%的年均收益率作为养老基金投资股市的一个基准，并被广泛运用于养老基金的投资研究之中。它包含五个险种，除养老保险基金之外，还有医疗保险基金、失业保险基金、工伤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。毫无疑问，此次争论十分有必要，但从当前情况看，进行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无疑具有现实紧迫性。

如果加上医保基金（假定报销比例等政策因素和参数没有太大变化）等其他四个险种的基金累计余额，五险基金将超过15-16万亿。第二，从股票长期收益率来看，长期收益率要高于7%。邓小平是想要把中国引入到市场经济轨道上的，但中国长期是在一个非常集权的体制之下运行，要想一下子做根本的改变很难。

于是邓的改革就以分权让利为特点，在财政上，给地方、给企业大量的财权，让地方还欠债，给公共服务补上一课。一旦回到集权制的老路上，就像政治经济学上讲的，我们被锁定在集权的路上再也动不了了，一直到现在，再想搞分权都很难，由此可以看到，财政税收与国家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一年前去世的宪政学者蔡定剑曾经敏锐地指出，财政税收和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界限问题，是宪政制度的源头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最后被迫服毒自尽，那是多数人投票的结果（当然希腊人最后纠正了这个错误）。

所谓两个比重低了，一个是财政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低，一个是中央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低。问题是，儒家也好，道家也好，它没有解决怎么做到正名，怎么做到知止。

这就有了我们现在如何向西方学习宪政思想的问题。真正的宪政，应该如何去理解呢？第一点最要紧的，就是不能一权独大，凌驾于众权力之上，否则就不是宪政了。一个集权的体制不可能容忍经济的权利过于分散，当时的报纸上开始批判，中国出现了出口经济，中央没钱了，两个比重过低了。所以许多学者，主要是西方学者，特别强调财政和税收的问题，首先不是经济问题，而是个政治问题，你必须在政治层面上解决一系列的基础设施配置问题。

在西方的历史上，不管是英国光荣革命、美国独立战争还是法国大革命，都与税收有直接的关系，中国也不例外。它几乎左右了中国改革、发展走向。每个人对宪政、民主可能有不同的理解，但只有民主是不够的，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，是保证个体的自由，但多数人也有可能形成专制，即多数人暴政的社会。但领袖也是人，也可能犯错误，当领袖拥有了巨大的权力，一旦犯了错误之后怎么办？在过去集权的时代，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，没有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种权力来管住领袖犯错误以后他的权力的行使。

但是，让权让利的改革，跟中国政治的集权体制改革没有接轨，虽然是分权让利了，但没有同时引入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，就造成了经济上让权与政治上集权的矛盾。这样一来，放权让利的改革面临着考验，中央和地方的财权、财力要重新调整。

所以为权力划定边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这一点，是中国文化的缺陷，它没有研究到位。

现在社会上都强调预算要公开，那么政府制定新税则的过程，应该广泛地听取民意，特别是召开听证会，接受媒体监督，展开公众讨论，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。于是地方财政出现了重大的亏空，有些省区连中学老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，怎么办呢？地方财政困难到如此程度，要解决公共服务支出资金，只好自筹自借，所以一个新的汉语名词就出来了，叫创收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，从改革之前的高度集中的体制，到邓小平的放权让利，再到分税制改革，之后又重新回到集权制的老路上来。这种情况一旦出现，到现在都尾大不掉，难以解决。所以邓小平在解决中国改革方向的问题时，首先看到的是，中国的权力过于集中了，这是无法适应改革开放的。当代中国就曾经做过分权的实验，比如邓小平执政时期。

这样情况刚好倒过来了，原来上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非常有钱，其税收占到总量的70%～80%，到了90年代中后期，变成了中央各部委财源非常充裕，而地方反而没钱了，税收只能占到总量的40%，有的还不到。这是中央所不能容忍的。

这就是一个没有宪政的民主的结果。财政税收的第一要务，就是宪政问题

这一点，是中国文化的缺陷，它没有研究到位。问题是，儒家也好，道家也好，它没有解决怎么做到正名，怎么做到知止。

这就有了我们现在如何向西方学习宪政思想的问题。其实，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中就有类似的认识。一年前去世的宪政学者蔡定剑曾经敏锐地指出，财政税收和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界限问题，是宪政制度的源头。它几乎左右了中国改革、发展走向。

由此，整个地方政府的财政与土地、与房产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所以他得一步一步地来，于是有了商品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等来过渡，最终把中国带入到市场经济的路上来。

这样情况刚好倒过来了，原来上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非常有钱，其税收占到总量的70%～80%，到了90年代中后期，变成了中央各部委财源非常充裕，而地方反而没钱了，税收只能占到总量的40%，有的还不到。也就是说，决定税收的最高权力不是行政权，不是任何个别人的权力，而是法律的权力。

所谓两个比重低了，一个是财政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低，一个是中央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低。现在社会上都强调预算要公开，那么政府制定新税则的过程，应该广泛地听取民意，特别是召开听证会，接受媒体监督，展开公众讨论，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。

这种权力结构造成了一个结果：如果领袖非常英明，决策正确，道德水准又很高的话，效率就非常高，所以人们才会说英明领袖、伟大领袖。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，要搞市场经济，在改革过程当中这一块不能绕过去，如果处置不当，早晚会出现问题。西方国家没有财政学这个学科，因为它理论上并不复杂，更多的是属于政治体制的问题。邓小平是想要把中国引入到市场经济轨道上的，但中国长期是在一个非常集权的体制之下运行，要想一下子做根本的改变很难。

一旦回到集权制的老路上，就像政治经济学上讲的，我们被锁定在集权的路上再也动不了了，一直到现在，再想搞分权都很难，由此可以看到，财政税收与国家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于是地方财政出现了重大的亏空，有些省区连中学老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，怎么办呢？地方财政困难到如此程度，要解决公共服务支出资金，只好自筹自借，所以一个新的汉语名词就出来了，叫创收。

那如何创收呢？政府不是公司，它不从事生产，只能通过税收或者类似于税收的办法，来取得它的收入来源，这样就只有卖地，出现了土地财政。地方大量的财权、财力，通过分税制，又重新集中到中央的手里了。

所以为权力划定边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归根到底，这是一个财政和税收的问题，为什么说宪政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税收问题，源头就在这里。